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 汴绣讨论区 国粹精华 国粹精华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4239.html <![CDATA[ <DIV><A href="http://www.chinabianxiu.com/images/UploadFile/2007-8/17/200781712363308.jpg" target=_blank>&nbsp;</A>开封汴绣是一项手工极强的传统艺术品，一件好的汴绣艺术品是工艺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作品凝结的</DIV> <DIV>艺术效果也就成为鉴别汴绣工艺品和艺术品的重要标准。一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辨认：</DIV> <DIV>　　一、作品图案的整体构思；现在市场上产品图案的整体构思雷同，除了专门制作的刺绣，互相模仿的</DIV> <DIV>作品比较广泛。<BR>　 <BR>　　二、作品做工的精细程度；<BR>&nbsp;&nbsp;&nbsp; 同样作品图案的整体构思，但做工精细程度的高低决定作品的好坏，要粗细分明，并要将千万个线头</DIV> <DIV>、线结藏得无影无踪。 <BR>　　做工精细首先就要从劈丝开始。“劈丝”是汴绣技法之一，再者，就是线条拉的长短，就如房子、船</DIV> <DIV>的线条，简单的就可能是几条直线并列排开，没有明暗变化，立体感不强。立体感要强，表现在明暗的过</DIV> <DIV>渡要自然和谐，要有层次感。</DIV> <DIV>　　最后就是排针要密，价值低劣的刺绣一般是把作品图案打印上去，然后用几根颜色相近的线搭配而成</DIV> <DIV>，较远看给人惑觉是一件刺绣作品，仔细看就可看到其背后图案，(由于是机器打印，所以时间长了墨汁</DIV> <DIV>存在褪色问题，作品不能保留长久)这种作品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假刺绣”。一件艺术价值较高的汴绣艺</DIV> <DIV>术品，它虽然有底图的存在，但无论你怎么仔细看都看不到其底图，即底图已经被丝线所覆盖；(好的一</DIV> <DIV>般都是手工制图。机器制图和手工制图的制作过程不一样，效果也有差别。机器制图是先电脑喷画后再绑</DIV> <DIV>在架上固定，在固定过程中由于丝绸具有的柔韧性图案容易变形，而手工制图则不同，它是先固定在框架</DIV> <DIV>上再绘制，不会出现变形的现象)。艺术价值最高的刺绣艺术品，汴绣作品也并不单纯只是临摹仿造。也</DIV> <DIV>凝聚了绣工的创造精神。</DIV> <DIV>　　同样乱针绣除了对丝线长短粗细要有讲究之外，还对丝线交叉的角度要有讲究。由于乱针绣是运用丝</DIV> <DIV>线的颜色来反映画的颜色和阴暗面，上下重叠的颜色相互影响的。因此这就要求作者对色彩有更深刻的理</DIV> <DIV>解。</DIV> <DIV>&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 <BR>&nbsp;<BR>　　三、作品色彩的处理和艺术效果。即光影色彩的搭配要得当，过度自然。就如绣猫，绣猫最难的是一</DIV> <DIV>对猫眼睛，艺人们需用20多种颜色的丝线自然过渡才能把猫睛绣得炯炯有神，栩栩如生。 <BR>　　<BR>《清明上河图》是宋代画家张泽端的代表作品，它真实的描绘了北宋京都开封的繁华景象，而绣品《清明</DIV> <DIV>上河图》色调古朴、针法细腻多变，较之原作有着鲜明的浮雕感和浓厚的民间色彩，也成为汴锈中最具特</DIV> <DIV>色的代表作。<BR>下面就两幅在市场销售的《清明上河图》汴绣作品，以实例来比较优劣之分。</DIV> <DIV><A href="http://www.chinabianxiu.com/images/UploadFile/2007-8/17/200781712363308.jpg" target=_blank><IMG src="http://www.chinabianxiu.com/images/UploadFile/2007-8/17/200781712363308.jpg" onload="if(this.width>490)this.width=490"></A></DIV> <DIV>优质的作品，整个画面色彩古朴和谐，接近原著，采用了滚针绣水纹、练针绣船锚、绳针绣锚绳、别针绣</DIV> <DIV>棚席、反针绣屋瓦、发针绣人物、蒙针绣柳树等二十多种刺绣针法和三十多种颜色和粗细的绣线，使画卷</DIV> <DIV>上的人物栩栩如生，背景逼真传神。既接近原著又表现了刺绣的特有品位。充分发挥刺绣“细、密、活、</DIV> <DIV>顺、光、亮”的特点。<BR>一个熟练的绣工要绣制这样一付宽40cm，长210cm 的虹桥片段要一个月的时间，这幅汴绣作品的市场价格</DIV> <DIV>就在1800元左右。</DIV> <DIV>&nbsp;</DIV> <DIV><A href="http://www.chinabianxiu.com/images/UploadFile/2007-8/17/2007817123646816.jpg" target=_blank><IMG src="http://www.chinabianxiu.com/images/UploadFile/2007-8/17/2007817123646816.jpg" onload="if(this.width>490)this.width=490">&nbsp;</A><BR>而这幅普通简单的《清明上河图》整体画面色彩单调，着色呆板，并漏出底图颜色，针法只有平针绣、乱</DIV> <DIV>针绣等几种简单针法，用线颜色和粗细差别不多，人物和动物大为平针绣的色块组成，这样一副的绣品一</DIV> <DIV>个非熟练的绣工只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因此这幅汴绣作品的市场价格也就800元左右。</DIV> <DIV>&nbsp;</DIV>]]> 星期五, 17 八月 2007 04:42:38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4239.html 2007-08-17T04:42:38Z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834.html <![CDATA[ <DIV><EMBED src=http://www.kfsy.cn/images/video/kfclc.rmvb width=350 height=250 type=*,application/octet-stream loop="true" autostart="true"><BR>http://www.kfsy.cn/images/video/kfclc.rmvb<BR>城摞城的秘</DIV> <DIV></DIV>]]> 星期五, 17 八月 2007 03:39:59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834.html 2007-08-17T03:39:59Z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820.html <![CDATA[ <DIV>历经20年考古发掘,我国考古学家近日宣布，在古都开封地下3米至12米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其中包括3座国都、2座省城及1座中原重镇，构成了“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DIV align=left>&nbsp;</DIV> <DIV align=left>　　一直在古都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原开封市文物管理处处长、研究员丘刚说，除最底层的魏大梁城因埋藏太深和勘探技术手段所限未能发现外，其余5座城池均已相继发现和初步探明。至此，“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这个一直流传在开封民间的神秘传说，终于被考古证实。 </DIV> <P>　　考古资料表明，发现的5座城池基本处在同一区域，摞在最上面的是清代开封城，最下面的则是唐代中原重镇汴州城，其中城市规模最为庞大的，是一千年前“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北宋国都东京城。 <P>　　据专家介绍，公元前364年，战国时期的魏惠王迁都开封兴建了著名的大梁城，此后2200多年间，历代统治者在这块土地上又建起了唐汴州城、北宋东京三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封城。相传，战乱与河水泥沙一次次将这些辉煌一时的名城掩埋，人们又一次次地在原址上重建家园，掩埋在泥沙深处的座座古城，就“叠罗汉”般叠加起来。 <P>　　北宋王朝在开封建都长达168年，当时的国都东京城却在盛极之后又神秘消失。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都城之一，寻找它的下落一直是考古工作者的目标。梦寐以求的机遇终于在1981年出现：在开封龙亭湖底清淤过程中，规模宏大的明代周王府遗址突然浮现，据史书记载，周王府是在宋、金皇宫基址上修建起来的。周王府的下面，真的埋藏着一座千年皇城吗？ <P>　　大规模的“宋城考古”从此拉开了帷幕，东京城终于呈现在考古工作者面前。考古发掘情况表明：北宋东京城是一个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由内向外依次筑有皇城、内城、外城，并各有护城壕沟的都城。它不仅城高池深，而且墙外有墙，城中套城。周长近30公里、面积达50多平方公里的外城遗址全部淤埋于地下2米～8米的深处，在对外城西南角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外城城墙仍残高8.7米，城墙底宽34.2米，顶宽4米，版筑的城墙异常坚硬。 <P>　　在寻找宋城的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很多上下叠压在一起的其它城址，由此撩开了传说中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神秘面纱。 <P>　　在今日开封著名的龙亭景区地下约8米深处，是北宋东京城的皇城遗址所在地，它分别与金皇城与明周王府紫禁城遗址相叠压。内城是东京城的第二道城墙，它在唐代汴州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考古勘测还表明，北宋内城较现存的开封明清城略小，其东西墙坐落在唐汴州东西墙之上，上层又与明清开封城相叠压。其南北墙则分别处于今开封旧城区南北部一带，残墙距地表10米～12米。 <P>　　为探明宋金城墙的结构和叠压关系，考古工作者在宋内城北墙西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情况表明，明、金、宋三座城墙自上而下叠压在一起，城墙虽系夯土版筑而成，但夯层、夯窝均有明显区别。明周王府萧墙遗址至今大部分保存完好，淤埋于地面下3米至5米深。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的城墙解剖情况看，发现城墙分为两部分，上层为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下层为宋皇城北墙，两墙相互叠压在一起，证实了明周王府确系利用宋宫旧基建造而成。 <P>　　考古勘探还证实，位于“城摞城”最底部的唐汴州城，其东西墙叠压在北宋东西内墙的东西墙下，南北墙则由于金代后期的毁坏，残墙淤埋于现地表下10米到12米深处，城墙残高1米至3米、残宽10米左右。 <P>　　除了“城摞城”、“墙摞墙”，考古过程中还发现了很多“路摞路”、“门摞门”、“马道摞马道”的奇特现象。 <P>　　繁华的中山路是开封市旧城的中轴线，其地下8米处，正是北宋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条通衢大道--御街，中山路和御街之间，分别叠压着明代和清代的路面，这种“路摞路”的景观还意味着，从古代的都城到现代的城市，层层叠加起来的数座开封城，南北中轴线居然没有丝毫变动。 <P>　　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开封城墙西门大梁门北侧发掘出一条晚清时期的古马道遗迹，并在其下深约1米处，又发现了一段保存完好、人行道和礓(旁石加察)清晰可见的古马道遗迹。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第二层古马道下约50厘米深处，又发掘出一条砖层腐损严重、使用时间较长、年代更为久远的古马道。三层古马道上下层层相叠，以立体的形式真切展示了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再次为“城摞城”现象的研究增添了更为确凿的实证。 <P>　　<STRONG>“城摞城”景观将得到开发</STRONG> <P>　　正当学术界为“城摞城”奇观的揭示兴奋不已的时候，有关部门也着手选取具备条件的典型地点，在进行科学保护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开发展示，以使今天的人们能一睹开封城下“城摞城、路摞路、马道摞马道”景观的神奇，感受七朝古都深厚的文化底蕴。 <P>　　展示开封北宋皇家园林风韵的金明池遗址公园已经开工建设，不久将重现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传世画作《金明池争标图》所描绘的胜景。深埋地下12米至15米处的金明池，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皇家园林，考古工作者已探明了它的位置、范围和形制。 <P>　　被誉为“中国地下赵州桥”的古州桥遗址，是北宋著名的州桥夜市、汴京八景之一的“州桥明月”，《水浒》中杨志卖刀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有关部门计划在这里建设一座地下博物馆，前期设计、开发方案和论证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P>　　开封市文物处处长丘刚介绍说，开发利用这样一座闻名遐迩的千年古桥，是因为它能够形象展示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距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的古州桥，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年至783年)，后经五代、宋、元，在明末崇祯15年(1642年)的黄河特大水患中被淤埋。 <P>　　考古发掘的情况表明，这座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为砖石结构的拱型桥，桥面呈青石板铺墁。经考证，州桥下部为宋代基址，上部为明代所修，州桥桥面距地表深4.3米，桥底距地表约11米。丘刚说，如果地下博物馆建成，仅古州桥宽30米、高6米的券洞便可容纳近千人。 <P>　　不久前，考古工作者在开封城墙西门大梁门北侧发掘出三层古马道，在相距1.5米的距离内，上下层层相叠，以立体的形式真切展示了开封城下“马道摞马道”的奇景，将其建设成为“城摞城遗址博物馆”的方案也正在设计中。 <P>　　今天繁忙的中山路是1000多年来这座城市不变的南北中轴线，其下叠压着清、明时期的路面和北宋的御街遗址，形成“路摞路”现象。由于这几处遗址多埋藏较深，且处于今天的交通要道不易进行发掘、开发，开封市的文物管理处准备在中山路沿线的上述遗址处设立标识牌，分别介绍其历史沿革和考古发现情况。 <P>　　据介绍，由于“城摞城”景观的开发面临着地下水位高、遗址埋藏深和淤沙积厚等技术难题，所有的开发方案都是在规划、文物、建筑、水利等部门的专家充分科学论证，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制订出来的，并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才付诸实施。 <P>　　<STRONG>为何独厚“开封城”？</STRONG> <P>　　在我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大部分都城由于兵火战乱城毁国亡诸原因，都采取了抛开旧都城、另选新址营建都城的做法。而古都开封虽历经兵燹水患，基本上都是在旧城址上屡建屡淹，又屡淹屡建，形成奇特的“城摞城”现象。当时的统治者为何这样对开封情有独钟呢？ <P>　　开封市文物处处长、研究员丘刚解释说：“一座都城得以形成，需具备一些必要的因素，如自然环境、经济、军事和社会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 <P>　　从自然环境上看，开封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建都之地。自古以来，开封周围地势坦荡，不仅没有大山，就连丘阜也很难见到，不像长安、洛阳、北京等都有天然屏障，四塞险固而利于守。同时，开封一带地势低洼卑湿，古时就被称为“斥卤之地”。 <P>　　但开封与其他古都相比，却有着极为优越的水利网络设施，这里一马平川，河湖密布，交通便利。不但有人工开凿的运河鸿沟(汴河)可与黄河、淮河沟通，还有蔡河、五丈河等诸多河流，并且开封还是这些河流的中枢和向外辐射的水上交通要道，这一点是国内其他古都远远不能比拟的。 <P>　　专家介绍说，一个政权建立伊始，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这些物资需要在都城的附近就能获得。开封到了唐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通航，汴州又恰巧处于通济渠(汴河)要冲，又是通往东都洛阳和唐都长安的重要门户，汴河南通江淮，大批江南的富饶物资可直达汴州。而此时的关中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零不堪，长安、洛阳更是屡遭战争破坏，亦非昔日旧观。虽然在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欲迁都洛阳或长安，但最终还是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实际上也是服从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客观情况。 <P>　　而从文化地理角度看，开封地处中原腹地，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战国时期的魏国之所以迁都这里，一方面是避开强秦侵扰，更重要的是为了进取中原而谋取霸业。尤其是辉煌时期的北宋东京城又成为“富丽甲天下”的世界名都，造成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理念上认为开封是一个王气很盛的城市，即所谓“夷门自古帝王州”，因而在历史上，开封虽饱经兵火水患，人们也轻易不愿放弃这块宝地。 <P>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明末崇祯年间的那场空前的特大水患后，开封城几成平地，已是“黄沙白草，一望丘墟。”清初有人提出将省会由开封迁至许昌，但始终没有被清政府采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开封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作为七朝建都之地和“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名都大邑，开封这座历史古城在中原民众心目中的中心地位依然存在，这也是清政府维护中原地区局势稳定的象征，其地位和名气是中原其他城市远远不能比拟的。所以，清政府只是在明开封城墙的废墟上加高增筑墙体，而将河南省省会仍旧放在开封。 <P>　　<STRONG>地上有“悬河”　地下“城摞城”</STRONG> <P>　　地下，历次黄河水患使开封数座古城池深深淤埋于地面之下；地上，则因黄河泥沙淤积使河床不断抬高，形成了河高于城的“地上悬河”。 <P>　　两种都堪称世界奇迹的景观同时出现在一座城市。在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流经的上百座大中小城市里，像开封这样与黄河关系如此密切的城市恐怕并不多见。 <P>　　漫步在开封以北约10公里处著名的柳园口黄河大堤上，可清楚地看到黄河之水已高出两岸的地面3米到5米。大堤北边的黄河在奔流，大堤南边的村庄、树木、农田，好像落在凹坑里，连那高大的杨树梢，也比不上大堤高。 <P>　　开封黄河河务局曾经实地测量，柳园口黄河段的河床底部，比宋金皇宫遗址处的龙亭公园内地地面高11.49米。 <P>　　据专家介绍，在黄河流域，开封属中下游地区。穿过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后,黄河进入广阔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流速降低，从中上游带来的巨量泥沙，至此便大量沉积下来。到了开封境内，这种现象最为明显。据统计，每年有3亿吨泥沙淤积在下游河床内，使这段河床每年平均升高10厘米。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使开封河段已逐步形成闻名中外的“悬河”奇观。清代的史书中就有如下记载：开封城“城在釜底，仰视黄河……” <P>　　黄河水患威胁历来以下游最为严重，北抵天津，南达江淮，在25万平方公里的扇形大平原上，两千多年间几乎到处都有黄河决溢、改道留下的痕迹，更直接使开封数座古城池深深淤没于地面下。经考古发掘证实：开封“城摞城”最下面的城池--魏大梁城在今地面下10余米深；唐汴州城距地面10米深左右，北宋东京城距地面约8米深，金汴京城约6米深，明开封城约5米-6米深，清开封城约3米深。 <P>　　国家开展治黄行动以来，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已实现55年伏秋大汛未决口的伟大成就。然而，黄河防汛部门始终不敢掉以轻心，因为“地上悬河”之势愈加险峻，河床同大堤赛跑的局面仍未有改观。每到汛期，开封军民都要奋战在黄河大堤上严防死守，以确保古都安全。 <P>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地上悬河”，地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如今又成为外地人来古城开封游览的一大特色。在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这一景观正在得到逐步开发。 <P>　　<STRONG>专家评说：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STRONG>　　 <P>　　开封“城摞城”奇观的神秘面纱正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被层层撩开，随之呈现出来的这一独特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P>　　著名历史地理专家、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士光教授显得异常激动：“城摞城”现象在文献中早有记载，但一直没有考古材料证明，如果没有考古工作的手段更新和学术研究的进步，很难像今天这样将“城摞城”遗迹揭示得如此清楚和准确。 <P>　　他说，由于黄河多泥沙的独特水文特性，黄河流域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邑遭受了与开封城同样的命运，但开封是七朝古都，像它这样叠压得层次之多、规模之大，在我国5000年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P>　　朱士光教授还对“城摞城”现象的学术研究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层层叠压起来的5座城池，立体地展现了开封自建城以来2000多年来的古代城市变迁史。它就像“活的化石”，层层对其进行准确地剥离，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的布局、特点、建筑规制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以及相关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座开封城，也是一部王朝更替史。 <P>　　对于20年来一直在古都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封市文物处处长、研究员丘刚来说，对“城摞城”现象的揭示和研究，已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说，“城摞城”现象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河在中国古代沿黄城市的兴起、发展、衰亡，以及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影响力，都生动、具体地浓缩在了“城摞城”中。从另外的意义上说，“城摞城”对于研究黄河的泛滥、泥沙的淤积和灾变现象等等，都提供了大量材料。 <P>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程民生说，6座开封城像塔样层层叠压，特别是从唐代到现在的2000多年间，这座城市的中轴线没有变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顽强向上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P>　　作为宋史专家，程民生对考古过程中揭示出的北宋东京城特别感兴趣。他说，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官府所在地，到了北宋东京城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那时的东京城市结构已打破了以往封闭的坊市制，呈现出开放的新型城市面貌，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城摞城”现象为对比研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P>　　程民生还说，开封历史上有史可考的第一个都城魏大梁城，曾被整体淹没，它应该比现在发现的东京城保存得更为完整，如果有一天能借助更加先进的考古手段将其找到，考古材料进一步丰富，那么“城摞城”现象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会更加突显。 <P>　　“城市的叠压其实就是文明的叠压”，河南省文物局局长常俭传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开封城几度被深埋，但开封人民始终没有放弃，一次又一次重建文明，体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他表示，文物部门已着手进行“城摞城”保护和展示方案，以启迪子孙后代，热爱黄河母亲，热爱祖国，不断创造新文明。 <P>　　<STRONG>功也黄河毁也黄河</STRONG>　 <P>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探究开封“城摞城”奇观形成原因时，专家用一句话来概括开封城千百年来的兴衰，那就是：成也黄河，败也黄河。 <P>　　“纵观开封城3000年的发展史，其数度衰沉都与一个‘河’字脱不了关系。”长期在开封从事考古研究的研究员丘刚说。 <P>　　据了解，开封作为城市，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当属战国时代魏都大梁城。当时的魏惠王所以第一个选中开封建都，与该地区距黄河、济水不远，水道四达不无关系。他迁都大梁不久，就组织大批人力在附近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河，即历史上有名的鸿沟。然而，也正是由于这条鸿沟，导致了大梁城被毁。 <P>　　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两国曾在大梁城下展开过一场激战。由于久攻不下，秦兵就经黄河引鸿沟水灌大梁，水围3个月后繁盛一时的大梁城遂化为一片废墟。这也是开封第一次因水患而遭到的“灭顶之灾”。 <P>　　从鸿沟演变而来的汴河，成为后来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开封发展史上最鼎盛时期的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于此，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一个“河”字，即汴河的缘故。这时的汴河已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一条大通道，从而给开封带来空前的繁荣。 <P>　　“黄河泛滥两千载，淹没开封几座城”。这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人们普遍认为，因为黄河泛滥，才使得这一座座古城被黄河的泥沙无情淹没。但在逐步揭开开封地下“城摞城”现象的过程中，有关专家纠正了这一认识。 <P>　　据丘刚介绍，北宋以前，黄河流经河南北部，由天津附近入海，距离开封数百里。它虽然不断决溢泛滥，但对开封并无直接影响。黄河真正开始威胁开封的安全，是在金代黄河向南大改道以后。此后的1000多年间，黄河决口300多次，其中大水进城的就有7次。史载，1305年黄河决口,把开封城淹没迨尽。1642年为退李自成农民军，明军掘黄河堤，“城从内皆巨浸，所见者钟鼓两楼、群藩殿脊、相国寺顶、周邸子城而已。”高大的开封城墙几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儿墙。大水过后,37万人仅存2万余人。开封城元气大伤。 <P>　　黄河的一次次吞噬，加之风、沙、兵火侵扰，作为一代雄城的北宋东京城(故址)逐渐完全被泥沙掩埋，从地面上消失了。正是黄河的缘故，开封从国都衰落到省城，进而成为一个地区性城市，一步步走向衰落。 <P>　　然而，也正因为黄河的泥沙“大被”，东京城等才得以免遭更多的兵火风沙摧残而较完整地保存给今人一份丰厚文化遗产。每念及此，不少专家学者常常感叹：毁也黄河，功也黄河。</P></DIV>]]> 星期五, 17 八月 2007 03:35:23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820.html 2007-08-17T03:35:23Z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598.html <![CDATA[ <DIV> <CENTER>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BR>才张开翅膀风却便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BR>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BR>每把汗流了，生命变的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海阔天空</FONT><WBR>在勇敢以后，<BR>要拿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BR>冷漠的人；<BR>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不低头更精采的活！<BR><BR>凌晨的窗口，失眠整夜以后，看着黎明从云里抬起了头。<BR>日落是沉潜，日出是成熟，只要是光一定会灿烂的。<BR><FONT style="LINE-HEIGHT: 1.3em">海阔天空</FONT><WBR>狂风暴雨以后，<BR>转过头对旧心酸一笑而过，<BR>最懂我的人：<BR>谢谢一路默默的陪着我，<BR>让我拥有好故事可以说。</CENTER> <CENTER>看未来一步步来了！！！<BR></CENTER></DIV>]]> 星期五, 17 八月 2007 02:58:44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598.html 2007-08-17T02:58:44Z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583.html <![CDATA[ <DIV>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至今都难以解释的谜一样的巧合。一、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金字塔王朝建立，恰与《史记》中所载的中国炎帝、黄帝同时代。两者俱为东西方文化始源。 <BR><BR>　　二、中国孔子与印度释迦牟尼生于同时代，两人年龄只差14岁。一个开创了延续3000余年的东方传统文化——儒学，一个创建了世界最大宗教之一——佛教。 <BR><BR>　　三、公元632年，李渊、李世民父子统一全中国，建立大唐帝国；穆罕默德创建阿拉伯帝国，两国分别雄踞东西，同样强大、繁荣，疆域也同样宽广。 <BR><BR>　　四、莎士比亚、汤显祖不仅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同于公元1616年去世。莎士比亚为西方戏剧之父，汤显祖为中国戏剧之祖。 <BR><BR>　　五、西方伟大的《荷马史诗》产生于公元前9至8世纪，与中国伟大的《诗经》产生时代恰好相同，两者东西相映，俱在世界诗坛发出灿烂的光辉。 <BR><BR>　　六、俄国彼得大帝与中国康熙皇帝同时登位，相继去世。彼得大帝开创了俄罗斯帝国，康熙皇帝奠定了东方最强大帝国，两人俱为一世雄主。 <BR><BR>　　七、公元前22至18世纪，古巴比伦创建了以月亮围绕地球旋转周期计算的历法，与中国夏朝所使用的阴历不仅同时，而且都是每隔2至3年置一闰月，二者如出一辙。<BR></DIV>]]> 星期五, 17 八月 2007 02:56:20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583.html 2007-08-17T02:56:20Z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565.html <![CDATA[ <DIV>在北宋历史上，京师开封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在开封的封建社会城</DIV> <DIV>市发展史上，北宋是最灿烂辉煌的时期。对宋代开封府的研究，学术界虽已有论著，但有些问题仍有待于</DIV> <DIV>深入研究。本文拟就北宋开封府为何称南衙、组织结构及官衙、主要职能、管理方式等问题作些探讨，不</DIV> <DIV>当之处，敬请指正。 </DIV> <DIV>&nbsp;</DIV> <DIV>&nbsp;&nbsp;&nbsp; 一、 北宋开封府为何称南衙 </DIV> <DIV>&nbsp;&nbsp;&nbsp; 众所周知，宋代开封府也称南衙。对宋代开封府为何称南衙问题，研究者说法不一。郑寿彭先生认为</DIV> <DIV>：“唐、宋时，尚书省在大内之南，故称南省，‘南衙’犹‘南省’之意 [1] (P54)。程子良先生认为：</DIV> <DIV>“北宋时期开封府治所在地，原为唐代的汴州州治，在宰相、枢密使居住的东西府及尚书省的南边，因此</DIV> <DIV>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南衙” [2](P71)。龚延明先生则认为：宋代开封府别称南衙，是“因开封府在皇宫之</DIV> <DIV>南而得名” [3](P515 )。以上三种说法，虽然无不道理，但文献记载与此三种说法颇有不同。 </DIV> <DIV>&nbsp;&nbsp;&nbsp; 据文献记载，宋代开封府称南衙，并不是因为尚书省在大内之南，称“南省”，“南衙”犹“南省”</DIV> <DIV>之意；也不是因为开封府在皇宫之南而得名,更不是因为开封府治在宰相、枢密使居住的东西府及尚书省</DIV> <DIV>的南边，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南衙；而是因为宋太宗府邸的地理位置而得名。北宋王朝建立后，赵匡胤封其</DIV> <DIV>弟赵光义为晋王，当时晋王府邸的府址在大内和开封府治的南边。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宋太祖以其</DIV> <DIV>弟晋王赵光义为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出任开封府尹后，不到开封府治去办公居住，而是在自己的府邸处</DIV> <DIV>理政务。自此，不仅宋太宗别号“南衙” [4]（卷四一），而且开封府和知开封府者也均别称“南衙”。</DIV> <DIV>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二月，宋真宗曾“以南衙为锡庆院”。宋人李焘明确指出，“南衙即太宗尹京</DIV> <DIV>时府邸，秦王、许王继居焉，厥后虚其正位，故以为院” [4]（卷七0）。陆游对此也作了更详细的记载</DIV> <DIV>： </DIV> <DIV>&nbsp;&nbsp;&nbsp; 或问：太宗以来尹京则谓之南衙何也？曰开封府治所本在正阳门南街东，然太宗为尹乃就晋邸视事，</DIV> <DIV>晋邸又在大内及府治之南，故曰南衙，亦曰南宫。秦王、许王因之。及真宗为尹，太宗以秦王、许王皆不</DIV> <DIV>利，始命还就府治焉[5]。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人陆游的这段文字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宋初的开封府治所就在正阳门南街东，也没有“南衙”</DIV> <DIV>的别称；宋太宗为开封府尹时，在晋王府邸处理政务，而晋王府邸又在大内及开封府治所的南面，自此，</DIV> <DIV>开封府有了“南衙”的别称，开封府尹及知开封府者也别称“南衙”。 </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nbsp;&nbsp; 二、 北宋开封府的设置与组织结构 </DIV> <DIV>&nbsp;</DIV> <DIV>&nbsp;&nbsp;&nbsp; （一） 北宋开封府的设置 </DIV> <DIV>&nbsp;&nbsp;&nbsp; 中国古代行政区性质的府制创建于唐朝。隋朝以前，我国封建社会的地方行政体制中尚没有“府”的</DIV> <DIV>名称，“其以京郡名府者自唐始”[6]。唐初，京都长安所在地本为雍州，开元元年（713年）改雍州为京</DIV> <DIV>兆府，陪都洛州改为河南府，并州改为太原府。,唐代的西京京兆府与东都河南府、北都太原府，合称“</DIV> <DIV>三京府”，或称“三都府”。此后，皇帝曾驻跸或政治经济地位重要的州，也建立府制。唐代地方行政区</DIV> <DIV>府制的建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代十国时期，府的建制基本上承袭唐制。宋朝时，凡军事或经</DIV> <DIV>济较为重要城市，一般均设府进行统治。顾炎武对此曾评价说：“唐制，京郡乃称府；至宋，则潜藩之地</DIV> <DIV>皆升为府”[7] [。纪昀等人对此也评价说：“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而府之名遂众” [6]。北宋</DIV> <DIV>东京开封府为全国府中之冠，号称“天府”。 </DIV> <DIV>&nbsp;&nbsp;&nbsp; 开封设府的历史始于五代后梁。公元907年四月，朱全忠废掉唐哀宗，建立后梁，定都开封，把汴州</DIV> <DIV>改升为开封府。公元923年十二月定都洛阳，开封府被改降为汴州。公元936年十一月石敬瑭建立后晋，定</DIV> <DIV>都开封，汴州再次被改升为开封府。五代的后汉、后周两朝均定都开封，开封府一直作为京府而存在。北</DIV> <DIV>宋王朝定都开封，以开封府作为京府。自此，开封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DIV> <DIV>&nbsp;&nbsp;&nbsp; （二） 北宋开封府的组织结构及其官衙 </DIV> <DIV>&nbsp;&nbsp;&nbsp; 北宋开封府的组织结构，以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北宋前期，开封府设官主要</DIV> <DIV>有牧、尹、权知开封府、推官、判官、司录参军、六曹参军、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勾当左右厢公</DIV> <DIV>事等。官衙主要有潜龙宫、厅事、左右厅、使院、司录司（也称府院）、六曹（即功、仓、户、兵、法、</DIV> <DIV>士）、左右军巡院、勾当左右厢公事所等。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根据蔡京的建议，将开封府的组</DIV> <DIV>织结构进行了更改：“罢权知府，置牧一员、尹一员，专总府事；少尹二员，分左右，贰府之政事”；“</DIV> <DIV>以士、户、仪、兵、刑、工为六曹次序，司录二员，六曹各二员，参军事八员[8]（卷一六六）。改制后</DIV> <DIV>，仅六曹以上就比过去增要官十一员。自此，北宋地方统治体制也变为“府分六曹，县分六案”[8]（卷</DIV> <DIV>一六一）。 </DIV> <DIV>&nbsp;&nbsp;&nbsp; 1、开封牧、尹与潜龙宫 </DIV> <DIV>&nbsp;&nbsp;&nbsp; 北宋前期，开封府牧、尹“不常置”，“惟亲王乃除尹，余但为权知府事”[5]。北宋有四位亲王任</DIV> <DIV>过开封府尹：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太宗赵光义以晋王为开封府尹；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十月，赵</DIV> <DIV>廷美以齐王（后封秦王）为开封府尹；雍熙二年（985年）十月赵元僖以陈王为开封府尹；淳化五年（994</DIV> <DIV>年）九月，真宗赵恒以寿王（曾封襄王，后改为寿王）为开封府尹。自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以后，</DIV> <DIV>皇太子任开封府长官者，称“判开封府事”或“牧”。如至道元年八月，“真宗以皇太子为判开封府”；</DIV> <DIV>宣和七年十一月，“钦宗以皇太子为开封牧”[9]。 </DIV> <DIV>&nbsp;&nbsp;&nbsp; 按照宋朝制度，“尹有品秩”。太宗至道元年（995年）真宗立为皇太子，仍兼领开封府尹，有臣僚</DIV> <DIV>提出，“尹有品秩，非皇太子所宜兼领”，所以将真宗任开封府长官的称谓，由“开封尹”改为“判府事</DIV> <DIV>”。南宋人陆游认为，“开封尹之上有牧”，而“牧故事序位在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尚书之上</DIV> <DIV>，亦非太子所宜兼”；宣和末年，钦宗自东宫为开封牧，是“有司失考至道判府之制也” [5]。在陆游看</DIV> <DIV>来，宋钦宗以东宫出任开封牧，不合典制，也应称“判开封府事”。总之，宋代开封府从太宗至道元年（</DIV> <DIV>995年）到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期间，以皇太子为长官时，称“判开封府事”或“开封牧”，以亲王</DIV> <DIV>为长官时，则称“开封尹”。 </DIV> <DIV>&nbsp;&nbsp;&nbsp; 北宋开封府的潜龙宫，即真宗昔日为开封府尹时处理政务及居住的廨舍，也是宋真宗即位以前的开封</DIV> <DIV>尹大厅。如前所述，宋太宗为开封府尹时，“乃就晋邸视事 [5]，不到开封府廨去治事，秦王赵廷美、许</DIV> <DIV>王赵元僖为开封府尹，因袭这一惯例，“皆在南衙视事”。至道元年（995年）八月，宋真宗判开封府，</DIV> <DIV>“始复居府廨，太宗命府东建堂习射”。宋真宗即位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到开封府巡幸，权知</DIV> <DIV>开封府周起上奏道：“陛下常所听事，臣不敢居，遂空之。”显然，这里周起说的“不敢居，遂空之”，</DIV> <DIV>指的是宋真宗判开封府时处理政务及居住过的廨舍。生活在宋仁宗代时的江休复在《嘉祐杂志》一书中记</DIV> <DIV>载道：“开封尹大厅自周起侍郎奏真宗云，‘陛下昔日居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复居”。这条史</DIV> <DIV>料明确地告诉我们，宋真宗昔日为开封府尹时治事、居住过的廨舍就是开封府尹大厅，真宗即帝位后，因</DIV> <DIV>知府无人敢坐此者，遂空之。同月丁卯，宋真宗“幸射堂宴射，又至西堂阅太宗御书、御画”。甲戌，“</DIV> <DIV>增葺射堂为继照堂，设帟张乐，许士民游观三日”[4]（卷七三）。王偁在《东都事略》卷四四《周起传</DIV> <DIV>》中也记载道：“以真宗判南牙听事之所，为继照堂，自是无敢居者”。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正月</DIV> <DIV>，“改继照堂为继圣堂”[4]（卷一一四）。把继照堂改为继圣堂，是因此堂也曾为“仁宗嗣学之所也”</DIV> <DIV>[10]（卷六）。嘉祐年间，宋仁宗令“修潜龙宫，潜龙宫者，真宗为开封府尹时廨舍也”[4]（卷一八九</DIV> <DIV>）。也就是说，宋真宗昔日尹开封府时治事、居住的廨舍（府尹大厅）即潜龙宫的前身。元祐七年（1093</DIV> <DIV>年）礼部侍郎范祖禹曾说“潜龙故迹，至今存焉”[4]（卷四六九）。可见潜龙宫在宋哲宗元祐六年</DIV> <DIV>（1092年）开封府遭火灾以前仍为府治的一重要建筑。 </DIV> <DIV>&nbsp;&nbsp;&nbsp; 2、权知开封府与厅事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的长官，“尹阙，则置权知开封府事一人，以少卿以上充，兼功德事及畿内劝农使”[11]</DIV> <DIV>。按照宋代的制度，凡命开封府知府，“必带权字，以翰林为之，翰林学士及杂学士；若待制，则权发遣</DIV> <DIV>而已”[12]。顾炎武认为，宋代开封府的知府必带“权”字，是“以避京尹之名也”[7]；若职为待制，</DIV> <DIV>“以资浅，皆号权发遣”[13]。 </DIV> <DIV>&nbsp;&nbsp;&nbsp; 据北宋人杨亿记载，当时开封府府治的建筑，“堂皇有煒，厅事斯严。廊回合以四周，庭清虚而中敞</DIV> <DIV>” [14]，十分威严。厅事是权知开封府的官衙，每逢知府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所经过处</DIV> <DIV>，阍吏以梃扣地警众，谓之‘打杖子’”[15]。 </DIV> <DIV>&nbsp;&nbsp;&nbsp; 3、判官、推官与左右厅、使院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的判官、推官是权知府的佐贰，员数的设置多有变化。宋初，开封府判官、推官各一人，</DIV> <DIV>以朝官充任；如果亲王尹京，则以给事中或谏议大夫充任。淳化五年（994年）宋真宗为开封府尹时，置</DIV> <DIV>判官二人，推官三人。真宗即位后，判官、推官的员数又恢复至各一人。因开封府政务繁多，又不常设通</DIV> <DIV>判。景德四年（1007年）七月，推官、判官各增置一人，“掌府事，并以常参官充，以狱讼刑罚为生事，</DIV> <DIV>户口、租赋为熟事，分主之”。自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始，判官、推官职能分工“无生、熟事之别”</DIV> <DIV>[11]。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二月，根据权知开封府沈遘的请求，增置开封府判官一员，此后一直到北</DIV> <DIV>宋末年，判官、推官的编制没有大的变化。即多为五员，少为二员。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自祖宗以来，并分左、右厅，置推官各一员”[8]（卷一六六）。此后左、右厅又增置</DIV> <DIV>判官各一员，“共治职事”。开封府左、右厅对京畿诸县的管理 “事当共行者，” 也采用“通签”[4]</DIV> <DIV>（卷二二六）的体制。这种左、右二厅“共治职事”的体制，虽有利于防范偏听独断之弊，但官员之间，</DIV> <DIV>“多为异同，或累日不竟”，使吏人“疲于咨禀”，直接影响了行政效率。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DIV> <DIV>知开封府王严叟“创立逐官分治之法”[8]（卷三四二），左、右厅“通管分治”，“除事系朝省及奏请</DIV> <DIV>逐厅通管外，其余公事词状并據号分治”[4]（卷四五四），各司其职。改制后，开封府左、右二厅体制</DIV> <DIV>由“共治职事”，改为“通管分治”。此体制实行了三年之久，就被废除。绍圣元年（1094年）根据知开</DIV> <DIV>封府钱勰的请求，又恢复了“两厅共治职事”的体制。 </DIV> <DIV>&nbsp;&nbsp;&nbsp; 北宋开封府的使院，置“十一案，每日行谴钱谷税赋及刑狱诸般文书”[16]，是协助权知府办理政务</DIV> <DIV>的重要机构。宋初，使院由推官或判官掌领。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推官、判官增至四员，其中三</DIV> <DIV>员“日视推鞫，而佐其长。领南司者一人，督察使院，非刑狱讼诉则主行之”[8]（卷一六六）。英宗治</DIV> <DIV>平三年（1066年）二月，增置判官一员，“专管勾使院诸案公事”， 原判官、推官各二员仍主管狱讼，</DIV> <DIV>“诸案多留滞为奸”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人皆便焉”[4]（卷二0七）。开封府使院的吏职主要有：都孔</DIV> <DIV>目官、勾押官、前行、后行、行首等。 </DIV> <DIV>&nbsp;&nbsp;&nbsp; 4、司录参军事与司录司（府院） </DIV> <DIV>&nbsp;&nbsp;&nbsp;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四月，开封府置司录参军事。北宋因袭后梁之制，设司录参军一人，“</DIV> <DIV>折户婚之讼，而通书六曹之案牒”[8]（卷一六六）。这里所谓“折户婚之讼”，不仅仅是指“競田宅婚</DIV> <DIV>姻债负之类”[17]的民事诉讼，而且还包括差科赋役不均及擅敛增税等案件。“通书六曹之案牍”，则指</DIV> <DIV>通签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等诸曹的案牍。 </DIV> <DIV>&nbsp;&nbsp;&nbsp; 司录参军事的治所称司录司，也称府院，是京师刑狱的管理机构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宋代开封府监</DIV> <DIV>狱所关押的是没有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证人及案件所牵连者。 </DIV> <DIV>&nbsp;&nbsp;&nbsp; 5、诸曹参军事与六曹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五月以前是指士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功曹参军</DIV> <DIV>事、兵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等。六曹即士、户、功、兵、法、仓等机构。每曹置参军事“</DIV> <DIV>各一人，视其官曹分职莅事”。宋代府州级官衙中，只有开封府置功、仓、兵、士四曹，其余府州均不置</DIV> <DIV>，只设户、法二曹。崇宁三年（1104年）五月，根据蔡京的请求，以“士、户、仪、兵、刑、工为六曹次</DIV> <DIV>序，司录二员，六曹各二员，参军事八员”[8]（卷一六六）。崇宁五年（1106年），六曹编制又恢复了</DIV> <DIV>旧制。 </DIV> <DIV>&nbsp;&nbsp;&nbsp; 6、左右军巡使、判官与左右军巡院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因袭五代后梁之制，左右军巡院置左右军巡使、判官各一人。“军巡使掌京城内风火盗贼</DIV> <DIV>及推鞫之事，判官为之副”。宋初，左右军巡使“选牙校为之”[11]。开宝六年（973年）六月，改为“</DIV> <DIV>选士流任之”[18]。 </DIV> <DIV>&nbsp;&nbsp;&nbsp; 此外，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置“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掌检覆推问，凡斗讼事轻者听论决”</DIV> <DIV>[8]（卷一六六），官衙为勾当左右厢公事所。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十二 月，置开封府府学 。北</DIV> <DIV>宋开封府置吏六百人。 </DIV> <DIV>&nbsp;&nbsp;&nbsp; 三、北宋开封府的主要职能 </DIV> <DIV>&nbsp;</DIV> <DIV>&nbsp;&nbsp;&nbsp; 北宋京师开封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众多。开封府“典治京师”，政务“浩穰为天下</DIV> <DIV>之极” [19]（卷四），担负着京师的治安管理、刑狱案件审理、救灾恤民、环境治理、平定物价、发解</DIV> <DIV>本府举人、交通管理、所辖县赋税征收等众多职能。 </DIV> <DIV>&nbsp;&nbsp;&nbsp; （一）、维护京师的社会治安 </DIV> <DIV>&nbsp;&nbsp;&nbsp; 维护京师的社会治安，是宋代开封府的首要职能。京师人口众多，阶层复杂，开封府打击各种刑事犯</DIV> <DIV>罪任务艰巨。 </DIV> <DIV>&nbsp;&nbsp;&nbsp; 宋太祖、太宗两朝，开封府治安实行严打政策。开宝四年（971年）正月，“开封府捕获京师诸坊无</DIV> <DIV>赖恶少及亡命军人为盗并尝停止三百六十七人”，宋太祖命令，“以其尤恶二十一人弃市，余决杖配流</DIV> <DIV>[4]（卷一二）。同年十月，“开封府捕得伪造黄白金王玄义等十二人，案问具伏”，“并决杖，流海岛</DIV> <DIV>”，太祖为此下诏警告天下云：“自今民敢复造伪金者弃市” [4]（卷一二）。太宗淳化二年（991年）</DIV> <DIV>闰二月，“京城无赖辈相聚蒱博，开櫃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严重影响了社会治</DIV> <DIV>安，宋太宗“令开封府戒坊市，谨捕之，犯者斩，匿不以闻及居人邸舍僦与恶少为櫃坊者同罪” [4]（卷</DIV> <DIV>三二）。 </DIV> <DIV>&nbsp;&nbsp;&nbsp; 宋真宗朝，开封府的治安职能增多，如京师捕贼等事务全由开封府掌领。咸平五年（1002年），亲从</DIV> <DIV>第二指挥使马翰称京城有群盗，且愿意“自缉逐收捕”。针对军将以捕贼为名，骚扰京师的问题，宋真宗</DIV> <DIV>对辅臣说：“朕尹京日，闻（马）翰以缉贼为名，乃有三害。都市豪民惧其纠察，常厚赂之，一也；每获</DIV> <DIV>贼赃，量以当死之数送官，余悉入己，且戒军巡吏不令穷究，二也；常蓄无赖十余辈，俾之侦察，其扰人</DIV> <DIV>不下于（马）翰，三也。顾其事未彰败，不欲去之。自今捕贼，止委开封府，勿使（马）翰复预其事 ”</DIV> <DIV>[4]（卷五二）。自此，京师捕贼之事，多由开封府负责。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四月，“京城宣化门</DIV> <DIV>外，有军人死，焚其骨成佛像，愚民兢趋视施财”，迷信的谣言一时四起，严重影响了京城的社会安定。</DIV> <DIV>宋真宗下诏令“开封府禁止之” [4]（卷六八）。翌年二月，“京师有壮年为盗被黥者，多纵不逞，”真</DIV> <DIV>宗“令开封府具名捉搦，配隶外州” [4]（卷七一）。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八月，京师开封“奸人伪为皇城司刺事卒，恐民以取赇者，权知开封府王</DIV> <DIV>臻募得其主名，黥窜三十余人，都下肃然” [4]（卷一0三），严重打击了假冒皇城司刺事卒，以勒索钱</DIV> <DIV>财者。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开封府上奏说：捕得逃卒张兴等人，“常集同类匿内城前渠中，谓之‘无</DIV> <DIV>忧洞’，请修闭京城里外渠口” [4]（卷一一九），宋廷同意了开封府的请求。为了加大对造假、杀伤等</DIV> <DIV>案件的打击力度，以维护京城的社会安定，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根据刑部的提请，朝廷同意，</DIV> <DIV>“开封府告获造伪、杀伤等事，合官给赏钱者，并于本府贼盗赏钱内支” [4]（卷三八九）付。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京师开封对盗窃者实行重法，“在京犯盗，一贯至徒即无编管，六贯已合刺配”，然而“行此重</DIV> <DIV>法，尚无畏懼” [4]（卷四0二）。尤其宋哲宗元祐年间，开封“都城群偷所聚，谓之‘大房’，每区容</DIV> <DIV>数十百人，渊薮诡僻，不可胜究”，权知开封府王严叟“掩捕撤毁，随轻重决之，根株一空”[8]（卷三</DIV> <DIV>四二）。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京师开封打架斗殴案件经常发生，每逢节假日更甚，使开封府长官假期也不能休息。根据宋人江</DIV> <DIV>休复的记载：“京师四门外赤尉专决斗竞事；城里悉府尹主之，每三大节，他官皆休暇，唯府事愈多，节</DIV> <DIV>日清明尤甚，斗竞日至数百件”[20]。明道二年（1033年）八月，殿中侍御使张奎上奏说 “京师斗讼尤</DIV> <DIV>繁”，并“请置内外左右厢受事判官各一员，乃诏近臣举官，而士人多耻为之” [4]（卷一一三），不久</DIV> <DIV>，左右厢受事判官一职又被罢去。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京师少年小偷入官民之家，聚群而盗，影响治安。北宋末年，“恶少年怙乱，尽为盗，入官民家</DIV> <DIV>攘金帛，且去；辄自缚党中三两辈，声言擒盗，持仗部走委巷，乃释缚，分所掠而去，人不奠居”。开封</DIV> <DIV>府尹聂昌“悉弹治正法”[8] （卷三五三）。 </DIV> <DIV>&nbsp;&nbsp;&nbsp; 历宋一代京师开封对赌博政策，多有变化。北宋初年，严禁赌博活动。淳化二年（991年）闰二月，</DIV> <DIV>宋太宗曾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 ”[8] （卷5）。 </DIV> <DIV>&nbsp;&nbsp;&nbsp; 北宋末年，对赌博政策较为宽松，史料记载：“纵博弈不之问，或谓令所禁，”开封府尹聂昌回答说</DIV> <DIV>：“姑从所嗜，以懈其谋，是正所以禁其为非耳”[8] （卷三五三）。也就是说，北宋末年，对不为非作</DIV> <DIV>歹及闹事的赌博活动，开封府一般不予禁止，当时打击的重点主要是“盗贼”。 </DIV> <DIV>&nbsp;&nbsp;&nbsp; 为了加大对京城开封治安的力度，宣和七年（1125年）二月，开封府向朝廷上奏道：“乞应在京犯盗</DIV> <DIV>配降出外之人，复走入京投换者，许人告捕，科以逃亡捕获之罪，酌情增配。其官司及本营典首人员、曹</DIV> <DIV>级容庇收留，各杖一百；因致为盗者，依差使配军入京作过法，与犯人同罪……及在京犯罪编管出外逃亡</DIV> <DIV>入京之人，虽有断罪增加地里条法，缘止是募告赏格太轻，是致往往复走入京。欲乞元犯杖罪赏钱十贯，</DIV> <DIV>徒罪二十贯，流罪三十贯，并以犯事人家财充。”宋徽宗采纳了开封府的建议，加大了对罪犯逃亡至京城</DIV> <DIV>作案的打击力度。北宋末年，对在京城开封府作案的“盗贼”，采用刺充厢军措施。宋钦宗靖康元年</DIV> <DIV>（1126年）六月，开封府尹聂山上奏说：“今京城里外间有盗贼，皆是豪猾，无所畏惮，虽经断罪，顽恶</DIV> <DIV>弗悛，若依以上条刺充厢军，不惟得强壮之用，又且收集奸黠不复为盗。”[8]（卷一九三）宋政府采纳</DIV> <DIV>了府尹聂山的意见，把开封府的一些“盗贼”刺充厢军。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出现了一批在治安管理方面作出政绩的知府。宋仁宗时，权知开封府吴育，“得巨盗，积</DIV> <DIV>赃万九千缗”，“时岁饥多盗”，吴育又“严赏功之法，尝得盗而未赏者，一切赏之，以明不欺”[8]卷</DIV> <DIV>二九一），使京师开封的治安状况相对好转。宋徽宗朝，“都城苦多盗，捕得，则皆亡卒，吏惮于移问，</DIV> <DIV>往往略之”。时彦为开封尹后，“始请一以公凭为验，否则据系之以俟报，坊邑少安，狱屡空”[8]（卷</DIV> <DIV>三五四）。当然，开封府也有因治安问题而被贬的官员，如杨休为开封府推官，“坐开封府尝失盗，出知</DIV> <DIV>宿州”[21]（下卷一六） [51]。 </DIV> <DIV>&nbsp;&nbsp;&nbsp; 尽管开封府对京城治安问题非常重视，但历北宋一代，京城处处有不安定的地方。即使皇帝御驾之处</DIV> <DIV>，也有亡命之徒骚扰。宣和六年（1124年） “御楼观灯，时开封尹设次以弹压于西观下”。宋徽宗“从</DIV> <DIV>六官于其上，以观天府之断决者，簾幕深密，下无由知，。众中忽有人跃出，黑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状，</DIV> <DIV>以手画簾，出指斥语，”被开封府捉拿于楼观下。宋徽宗十分生气，“令中使传旨治之，箠掠乱下，又加</DIV> <DIV>炮烙，询其谁何，略不一语，亦无痛楚之状，又断其足筋，俄施刀脔，血肉狼籍”，宋徽宗“大不悦，为</DIV> <DIV>罢一夕之欢，竟不得其何人，付狱尽之”[8]（卷六五）。宋代京师开封偏僻的地方更不安全。陆游《老</DIV> <DIV>学庵笔记》卷六中记载云：“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DIV> <DIV>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DIV> <DIV>&nbsp;&nbsp;&nbsp; （二）、审理刑狱案件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职能中，最令知府头疼的是繁多且复杂的刑狱案件，素有“京师狱市剧天下”[19]（卷五</DIV> <DIV>）之称。从开封府审理刑狱案件的类别上看，有一般的狱讼，也有大奸匿的诏狱，正如马端临在《文献通</DIV> <DIV>考》卷六三《京尹》中所概括的：“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裁决，大事则禀奏，若呈旨已断者</DIV> <DIV>，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所谓的“呈旨已断者”，即诏狱。据文献记载，宋代的“诏狱，本以纠大奸</DIV> <DIV>慝，故其事不常见”，“群臣犯法，体大者多下御史台狱，小则开封府、大理寺鞫治焉”[8]（卷二00 ）</DIV> <DIV>。 </DIV> <DIV>&nbsp;&nbsp;&nbsp; 北宋前期，京师的狱囚大多关押在开封府的司录司及左、右军巡院中.。开封府是当时京师刑狱的最</DIV> <DIV>主要管理机构，“大理寺谳天下奏案而不治狱”。熙宁九年（1076年），又恢复了大理寺狱。宋神宗下诏</DIV> <DIV>：“京师官寺，凡有狱皆系开封府司录司及左右军巡三院，囚逮猥多，难于隔讯，又暑多瘐死，因缘留滞</DIV> <DIV>，动涉岁时，稽参故事，宜属理官，可复置大理狱”[8]（卷一六五）。自此北宋后期，京城治狱者主要</DIV> <DIV>有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四排岸司等。开封府的刑狱管理机构仍为司录司和左、右军巡院，合称三院</DIV> <DIV>。 </DIV> <DIV>&nbsp;&nbsp;&nbsp; 开封府的左、右厅历北宋一代为判官、推官的官衙，是辅佐长官处理政务的机构。判官、推官系开封</DIV> <DIV>府的副长官，既审理刑狱案件，又具有其他行政职能，宋代开封府审理的案件中大多为婚田诉讼。其主要</DIV> <DIV>原因是田宅边界不清造成的。太宗朝的知开封府司录参军事赵孚曾上奏说：“庄宅多有争讼，皆由衷私妄</DIV> <DIV>写文契，说界则至全无丈尺，昧邻里则不使闻知，欺罔肆行，狱讼增益”[4] （卷二四）]。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审理刑狱案件的职能极为繁重，仅真宗景德年间，在帐府囚“日系二百余人”[4]（卷六</DIV> <DIV>一）。如此繁重的刑狱职能，是擅长审狱知府施展才华升迁的好地方。仁宗朝的知府程琳，“一岁中，狱</DIV> <DIV>常空者四五，迁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21]（中卷二0 ）。神宗朝的知开封府王安礼，“事至立断，</DIV> <DIV>前滞讼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论者几万人，安礼剖决，未三月，三狱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系皆空。书揭</DIV> <DIV>于府前，辽使过而见之，叹息夸异”[8]（卷三二七）。徽宗朝，“府事浩穰，讼者株蔓千余人，缧系满</DIV> <DIV>狱，” 权知开封府王襄“昼夜快谴，四旬具尽；又阅月，狱再空，迁龙图阁直学士”[8]（卷三五二）。</DIV> <DIV>再如摄开封府徐处仁，“裁决如流，囚系常空，进户部尚书”[8]（卷三七一）。当然也有不擅长刑狱而</DIV> <DIV>丢丑甚至被降官的知府。如真宗朝的张雍，权知开封府时，因“京府囚二百余人，以为淹滞”[8]（卷三0</DIV> <DIV>七），而降职。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长官审判案件失误，要受惩罚。神宗朝的苏颂，权知开封府“会有人告僧犯法，事连祥符</DIV> <DIV>旧令孙纯，而所告法不当治”，苏颂“杖告者遣之”。有人提出苏颂“纵（李）纯罪”。皇帝下诏推鞫此</DIV> <DIV>案，“狱成”，苏颂 “坐失出杖罪”[21]（中卷三0）。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在审理刑狱中，出现了一批能公允而断的长官，如知开封府薛奎“击断无所贷”[8]（卷</DIV> <DIV>二八六）。知开封府王存，“听断明允，都人顺赖，县尝上大辟，”王存“疑其冤，一问果平民，纵去”</DIV> <DIV>[21]（中卷三0）]。哲宗朝的知开封府钱勰，审狱铁面无私，“宗室、贵戚为之敛手，虽丞相府谒吏干请</DIV> <DIV>，亦械治之”[8]（卷三一七）。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在审理刑狱案件的过程中，弊端甚多。首先，吏横民冤的现象不时发生。太祖、太宗、真</DIV> <DIV>宗三朝，开封府“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仁宗朝包拯为知府后</DIV> <DIV>，进行了改革，“开正门，径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22]。宋神宗统治初期，开封府“狱有小</DIV> <DIV>疑，辄从中覆”，陈绎权知开封府后“特听便宜处决”[8]（卷三二九）。当时开封府吏横民冤现象严重</DIV> <DIV>，如权监察御史里行蔡确“尝论开封府讼不能决者，悉付司狱，民冤吏横，不可不戒”，神宗下诏命令“</DIV> <DIV>轮推官一员监勘” [21]（下卷一八）。宋徽宗朝，开封府吏人左右刑狱的问题更为突出。椐《宋史》卷</DIV> <DIV>三二二《吴中复传附吴择仁》载，“故事，尹以三日听讼，右曹吏十辈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DIV> <DIV>送某狱，某人当杖，某人走’，而尹无所可否”。其次，宋代开封府审狱逼、供、信现象严重。神宗朝，</DIV> <DIV>开封“府中每有诉讼，官吏止略取问，而所不能决者即付司狱，谓之‘入纱子’。鞭笞束缚，既得以自专</DIV> <DIV>，往往颠倒曲直，使无罪诬服，一有翻异，复加锻炼，益甚于前”[4]（卷二三五）。宋哲宗朝，开封府</DIV> <DIV>审狱过程中，甚者把犯人“拷掠至死” [4]（卷四七五）。 </DIV> <DIV>&nbsp;&nbsp;&nbsp; （三）、赈灾恤民 </DIV> <DIV>&nbsp;&nbsp;&nbsp; 赈灾恤民是宋代开封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每逢遇到灾荒，开封府要奉朝廷之命赈灾恤民。皇祐四年（</DIV> <DIV>1052年）八月，京师开封遇到了大风雨，宋仁宗诏令开封府，“民廬摧圮压死者，官为祭敛之”[8]（卷</DIV> <DIV>一二）。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京师开封大雨，冲毁民房，宋徽宗诏令开封府“振恤压溺者”[8]（</DIV> <DIV>卷一九）。宣和二年（1120年）六月，京师遇到了灾荒，宋徽宗诏令“开封府振济饥民”[8]（卷二二）</DIV> <DIV>。 </DIV> <DIV>&nbsp;&nbsp;&nbsp; （四）、管理科举政务 </DIV> <DIV>&nbsp;&nbsp;&nbsp; 北宋前期科举中，开封府“解额稍优，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又隶太学不及一年不该解试者，亦往往</DIV> <DIV>冒户”。哲宗时，“取太学额百人还开封府”[8]（卷 一五七）。开封府的举子多，科举的政务相对也比</DIV> <DIV>较繁重。 </DIV> <DIV>&nbsp;&nbsp;&nbsp; 宋太宗淳化末年，开封府和国子监一样，“始命遣官别试”。景祐初年，宋仁宗诏令“开封府、国子</DIV> <DIV>监及别头试，封弥、誊录如礼部”[8]（卷一五五），并根据韩琦的请求，开封府设置了誊录司，掌管考</DIV> <DIV>生试卷的誊录事务。 </DIV> <DIV>&nbsp;&nbsp;&nbsp; （五）、按察赋税、平定物价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具有按察京畿宅税、地税及其所辖县两税的职能。如太宗端拱初年，知开封府司录事窦玭</DIV> <DIV>按察京畿诸县田租，“专务苛刻以求课最，民实逃亡者，亦搜索于邻里亲戚之家，益造新籍，甚为劳扰”</DIV> <DIV>[8]（卷一七三）。 </DIV> <DIV>&nbsp;&nbsp;&nbsp; 物价昂贵，特别是食品价格猛涨，直接威胁着京城的社会稳定。北宋末年，京师“物价腾贵，至有十</DIV> <DIV>倍于前者”，笼饼每枚二十钱。开封尹宗威愍平定物价先从食品入手。他令人计值做笼饼，发现每枚饼只</DIV> <DIV>需六钱，便对卖笼饼者说：“此饼与汝所市重轻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会计新面、工直之费，枚止六钱，</DIV> <DIV>若市八钱，则已有两钱之息，今为将出令止八钱，敢擅增此价而市者，罪应处斩，且借汝头以行吾令也。</DIV> <DIV>即斩以徇，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23]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除上述职能之外，还要负责京城环境治理、各种庆典的礼乐事务、参与京师的宗教管理、</DIV> <DIV>迎接契丹使节等。 </DIV> <DIV>&nbsp;&nbsp;&nbsp; 开封府 “府事繁剧”，职能众多，长官上班时间，一般“禁宾友相过”[8]（卷二八四）,不许会客</DIV> <DIV>。不许酗酒，如知开封府李絢，虽“治有能名”，但夜酗酒，“ 晨奏事酒未解”，仁宗斥责道：“开封</DIV> <DIV>府事剧，岂可沉湎于酒邪？”[8]（卷三0二）被降官。知开封府陈尧咨、判官张宗诲等都是因“日嗜酒惰</DIV> <DIV>事”[8]（卷三00），而被罢职降官的。 </DIV> <DIV>&nbsp;</DIV> <DIV>&nbsp;&nbsp;&nbsp; 四、北宋开封府的管理方式 </DIV> <DIV>&nbsp;</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的治理尽管有不少封建政治糟粕的东西，但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尤其京师肃然称治名知府</DIV> <DIV>的管理方式，更有其借鉴意义。 </DIV> <DIV>&nbsp;&nbsp;&nbsp; （一）、果断高效治京师 </DIV> <DIV>&nbsp;&nbsp;&nbsp; 果断而又高效率的管理方式，是宋代管理开封府重要的经验之一。仁宗朝的开封知府沈遘，“旦暮视</DIV> <DIV>事，日中则廷无留人，出谢诸客，从容笑语”[21]（中卷一四），在繁杂的府务中，“沛然有余暇，士大</DIV> <DIV>夫交称其能”[8]（卷三三一）。范仲淹知开封府，宰相本想“挠以剧烦，而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即罢</DIV> <DIV>去。范仲淹却“威断如神，吏缩手不敢舞其奸，京邑肃然称治”[21]（中卷一二）。程琳知开封府，“前</DIV> <DIV>为知府者，苦其治剧”[21]（上卷四），而程琳却“在府决事神速”[21]（中卷二0），“治益精明，盗</DIV> <DIV>讼稀少，狱屡空”[21]（上卷四），曾得到皇帝的多次表彰。吴奎权知开封府“应事敏捷，吏不敢欺。富</DIV> <DIV>人孙氏辜榷财利，负其息者，至评取物产及妇女”，吴奎“发孙宿恶，徙其兄弟于淮、闽，豪猾畏敛。居</DIV> <DIV>三月，治声赫然”[8]（卷三一六）。哲宗朝的钱勰第二次为知开封府，“临事益精，苏轼乘其据案时遗</DIV> <DIV>之诗”。钱勰“操笔立就以报”。苏轼感叹地说：“电扫庭讼，响答诗筒，近所未见也”[8]（卷三一七</DIV> <DIV>）。 </DIV> <DIV>&nbsp;&nbsp;&nbsp; （二）、以威严治京师 </DIV> <DIV>&nbsp;&nbsp;&nbsp; 在北宋一代历史上，出现了以威严治理京师的府尹。包拯“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DIV> <DIV>为之语曰：‘关节不倒，有阎罗包老’”[24]（前集卷八）。薛奎知开封府，“以严为治，肃清京师，京</DIV> <DIV>师之民相戒曰：‘是不可犯也’”[24]（前集卷五），“人相与威惮，至私与俚语，目为‘薛出油’”</DIV> <DIV>[4]（卷一00）]。魏瓘知开封府“政事严明，吏民惮之”[8]（卷三0三）。北宋末年，金兵包围了京师，</DIV> <DIV>京城内“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恟恟”，社会秩序混乱，知开封府宗泽，以威严治京师，“首捕诛舍</DIV> <DIV>贼者数人，”并下令“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 京师“盗贼屏息，民赖以安”[8]（卷三六0）</DIV> <DIV>。 </DIV> <DIV>&nbsp;&nbsp;&nbsp; （三）、以宽平简明治京师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接任威严治京师之后的知府，多采用宽简之管理方式。欧阳修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DIV> <DIV>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8]（卷三一九）。“有以包公之政厉公者”，欧阳修回答道：“凡人</DIV> <DIV>材性不一，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长耳。”欧阳修所谓的简宽，并不意</DIV> <DIV>味着对政务的放纵和简略。他认为，“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DIV> <DIV>耳；所谓简者，不为繁碎耳”。只有作到 “明不及察，宽不至纵”，才能使“吏民安之”[24]（后集卷</DIV> <DIV>二）。宋徽宗朝的知开封府范纯礼，面对“前尹以刻深为治”的局面，采用的也是宽简方式，范纯礼认为</DIV> <DIV>：“宽猛相济，圣人之训；今处深文之后，若益以猛，是以火济火也；方务去前之苛，犹虑未尽，岂有宽</DIV> <DIV>为患也”[8]（卷三一四）。韩贽权知开封府，“政简而治”[8]（卷三三一）。吴育知开封府也是“为政</DIV> <DIV>简严”[24]（前集卷八）。 </DIV> <DIV>&nbsp;&nbsp;&nbsp; （四）、以诚信治京师 </DIV> <DIV>&nbsp;&nbsp;&nbsp; 推诚信于政事，是宋代开封府治理京师的重要方式之一。宋仁宗朝的开封知府陈尧佐认为：“治烦之</DIV> <DIV>术，任威以击强，尽察以防奸，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他任知府时，“一以诚信，而京师治”。京师“</DIV> <DIV>每岁正月夜放灯，则悉籍恶少年禁锢之”。陈尧佐为知府，告谕恶少年说：“尹以恶人待汝，汝忍为恶耶</DIV> <DIV>，固尽纵之。凡五夜无一人犯法者”[24]（前集卷六）。哲宗朝曾任开封府推官的上官均也认为：“以诚</DIV> <DIV>待人，则人思竭忠。”[8]（卷三五五） </DIV> <DIV>&nbsp;&nbsp;&nbsp; （五）、以认真、强记治京师 </DIV> <DIV>&nbsp;&nbsp;&nbsp; 邵亢知开封府，“遇事敏密，吏操辞牍至前，皆亲阅之，至于反覆，人或以为劳”。邵亢说：“决是</DIV> <DIV>非于须臾，爾初虽劳，后乃省也”[21]（中卷一九）。这种以认真的态度处理政务，既可以减少失误，又</DIV> <DIV>可以一劳永逸。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每逢新的知府上任，吏民拭目以待，观其能否。仁宗朝的开封知府张方平为了使吏民畏服</DIV> <DIV>，采用强记法治府。据文献记载，开封府“府事至繁，为尹者皆书板以记事”。张方平为知府后，“独不</DIV> <DIV>用，默记数百人以次决遣，不遗毫厘，吏民大惊，以为神，不敢复欺[21]（中卷二二）[。 </DIV> <DIV>&nbsp;&nbsp;&nbsp; （六）、抓典型，以治京师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政务繁多，有些知府采用抓典型的治理方式。仁宗朝蔡襄知开封府，府“事日不下数千，</DIV> <DIV>每有日限，事揀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25]，“吏不能欺” [8]（卷三二0）。贾昌朝知</DIV> <DIV>开封府，在处理诉讼案件时也采用抓典型的方式。“有禁卫卒告军中敛率缗钱，本属以其事移（开封）府</DIV> <DIV>，众皆伏门惴恐不自安”。贾昌朝只盘问“其告者，不实，坐之，余置不问”[21]（中卷一七）。哲宗朝</DIV> <DIV>开封知府钱勰，“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导人诉牒至七百”，钱勰“随即剖决，简不中理者，缄而识之</DIV> <DIV>，戒无复来”[8]（卷三一七）。 </DIV> <DIV>&nbsp;&nbsp;&nbsp; 宋代开封府的管理方式中，也有不少是应该批判的。特别是宋徽宗政和年间以后，有些开封府尹采用</DIV> <DIV>专尚威猛与诛杀。如王革为开封府尹，“专尚威猛，凡盗一钱，皆杖脊配流”[26]。聂昌领开封府，“遇</DIV> <DIV>事奋然不顾，敢诛杀”[8]（卷三五三）。盛章等人尹开封，“果于诛杀”[8]（卷四四八）。这种粗暴的</DIV> <DIV>管理方式，给京师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DIV> <DIV>　 </DIV> <DIV>&nbsp;&nbsp;&nbsp; 结 语 </DIV> <DIV>&nbsp;&nbsp;&nbsp; 综上所述，宋代开封府为当时府中之冠，管理结构完备，官衙规模宏大，职能繁杂。威胁京城社会治</DIV> <DIV>安的“穿窬之盗”、人命关天的“囹圄之系”，“乃京邑之先务 [27]，是开封府众多管理职能的重心；</DIV> <DIV>果断高效、威严、宽平简明、诚信、认真强记及抓典型等管理方式是宋代行政管理制度之精华。 宋代知</DIV> <DIV>开封府“日不下数千”[25]件的繁忙公务及“日有公事上殿”[4]（卷一五四）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精</DIV> <DIV>明能干士大夫升迁至执政的“四入头”[28]之一。然而，地处天子脚下的宋代开封知府，既要做到既秉公</DIV> <DIV>执法，又不得罪皇亲国戚是非常难的，加之当时开封府的诸曹参军多为“贵游子弟”[8]（卷三0二），和</DIV> <DIV>官场上层势力关系密切，知府一旦被罢官，“吏率掉臂不顾，至或欺侮之”[10]（卷一0），下场可悲，</DIV> <DIV>只有包拯等少数知府的管理方式，既为统治阶级接受，又被老百姓所称颂，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DIV> <DIV><BR>&nbsp;</DIV>]]> 星期五, 17 八月 2007 02:52:36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803565.html 2007-08-17T02:52:36Z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798279.html <![CDATA[ <P>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原来玄宗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文官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任用胡人统帅兵马，等于将国防拱手让给异族，结果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河西走廊的失去，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战马的主要来源。唐朝早期的政治成功显然无法弥补它稍后的政治失败，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这句话可能使很多赞美大唐的人不爽）。过去，我们乡下有一句骂人的话叫“鬼混唐朝”，过去我不太理解，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但因唐朝国策错误导致的这次大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即使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实际上，对中华文明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也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明朝灭亡的间接因素。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这是中国其它所有朝代所没有的，即使是现代，也是难得一见的）。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做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廷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nbsp; <BR>宋代和其它主要王朝不同的是，宋代并不过分强调以农为本，宋代的商贸都十分发达。有宋一代，由于边境问题一直不断，岁币一直是朝廷一项经常性支出。庞大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也需要国家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负担。在国土面积较汉唐减少的情况下，支出却大幅增加。增加国家的财源显得十分重要。显然，依靠土地收入肯定有限，土地税赋过重不能养民，国家岁入过低又不能支撑政权。发展贸易，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北宋的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贸易对于国家的经济地位显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南宋是靠贸易立国的。贸易的发展带动商业繁荣，商业繁荣又拉动手工业与规模工业的发展。宋朝时期，我国的治金、采矿、陶瓷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因为工商需要先进的技术，所以在宋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北宋时期，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产量（美国学者郝若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制造农具等方面的消耗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7.5－15万吨，这一产量是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2.5－5倍，整个欧洲各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8世纪铁产量大致在14－18万吨之间，因此宋代中国的铁产量基本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首都开封已经是一百多万人的大都市（这种规模就是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百姓做饭烧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产量无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进）。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业水平和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逐步迈进。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的“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由于工商业的高度繁荣，促使国家采用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由政府出面设立交子务，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这种便利的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倒闭。至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 0年左右）。&nbsp; <BR>&nbsp;<BR>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商业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在宋代，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数量的大量增加。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宋代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人经商，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尤其是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城市人口都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其商业更是异常发达，据一些学者统计，北宋开封已经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8000－9000家小商小贩。在城市周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这种集市在岭南称为“墟市”，北方称为“草市。”这些集市又被总称为坊场，它们遍布全国各地，形成星罗棋布的交换网络，所有这些都表明，宋代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与此同时，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空前繁荣，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等资料记载，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家达到50多个，因而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较前代大大扩大。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据《梦梁录》记载，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600人。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从而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工业、商业、贸易的高度繁荣，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技术与工艺，因此，宋代中国技术方面显著领先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成熟和开始于宋代，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今天，我们以不肖一顾的态度看待宋代，不也谬乎？&nbsp; <BR>&nbsp;<BR>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宋代的政治经济，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现代、世界现代的国家政治中找到种种熟悉的影子。可以讲，当时的宋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文明。这也是欧美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宋代痴迷的根本原因，老实说，由于语言的限制，他们对宋代的人文成就了解得并不多，所以还不能完全把握和理解宋代真正的情况。自元代以来至今，所有的朝代都异乎寻常地抵毁宋代，宋代已经成为落后弱小的代名词。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欧亚没有经历蒙古人的浩劫，宋代的贸易一直与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开放态度和对提高工业规模化的迫切追求，当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时，我想，宋代会即时知道并了解工业革命及以后技术革命的内容，其次，对那些能够极大提高生产产量的技术与设备，宋代人必定会很快引进来，以当时人的聪明程度，即便不考虑创新和发展，学习、仿制当无问题。如果这样，中国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这班车，中华文明就不会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文明。可惜！&nbsp; <BR>再次，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nbsp; <BR>&nbsp; <BR>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nbsp; <BR>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nbsp; <BR>&nbsp;<BR>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nbsp; <BR>&nbsp;<BR>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nbsp; <BR>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nbsp; <BR>&nbsp;<BR>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是学术与文献价值极高的专著）；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nbsp; <BR>&nbsp;<BR>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nbsp; <BR>&nbsp;<BR>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nbsp; <BR>&nbsp;<BR>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廷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艺术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青睐。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术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nbsp; <BR>&nbsp;<BR>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nbsp; <BR>&nbsp;<BR>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才获得对南宋军事上的最后胜利。南宋的灭亡，才是蒙古征服者征服道路的终点，但也是其衰落的起点。站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上，蒙古人的征服没有多少积极起义，它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西方历史学家一直把蒙古的征服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等同。除蒙古人之外，没有多少外国人对成吉思汗歌功颂德，甚至抱有好感。然而，曾经是蒙古人奴隶的中国人，它的后代中还有不少人对其感激不尽，对其称赞不已，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把蒙古人当作自己民族的一分子，蒙元取代宋朝，只是领导角色换了，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把蒙古人当成异族，我们又何必在美化与称赞蒙古及蒙古人呢？有些历史学者成天都在寻找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哪些贡献。似乎他们的祖先成为蒙古人的奴隶是一件光荣的事。&nbsp; <BR>&nbsp;<BR>宋以后的朝代，总是把蒙古人的统治归罪于宋朝。因此，他们一直对宋朝的文化、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进行批判，并把宋朝的灭亡归因于宋朝的理学和宋朝的儒生及文人政治。我不排除宋的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腐败和末代皇帝的无能，但宋亡于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我则不赞同。中国文化自宋以后逐步保守、封闭、僵化，主要原因就是宋后各代统治者摒弃了宋代文化中自由、开放、包容的优势，最终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当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在宋的成就前全面退步了。最终，中华文明在和西方文明的生死大比拼中，全面的落伍。可以这样讲，明清朝代所摒弃宋代文明的一些个性，实际上正是我们要赶上西方文明的主要方法。我们抛弃的是宋文化的精华，这两个朝代坚持的恰恰是中华文明的糟粕。直到今天，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家仍然在坚持十分荒谬的成见，既不从唯物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宋代及宋代衰落和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成见而研究，为了解释而解释，为了证明而证明。&nbsp; <BR>&nbsp;<BR>&nbsp;</P>]]> 星期四, 16 八月 2007 03:34:33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798279.html 2007-08-16T03:34:33Z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798263.html <![CDATA[ <DIV>和大多数国人一样，过去，一提到宋朝，便想到偏安，便想到和谈纳贡。1996年，我到岳飞墓前凭吊时，还写过一首诗，前面的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后两句记得是“若使良将守胡虏，断无后世葬海中。”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偏激的东西少了不少，看问题也比大学时代全面了许多，正因为如此，才有今天这篇文章的出现。&nbsp; <BR>&nbsp;<BR>首先，我要替宋朝翻案。宋朝并不是我们大家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应当令人回想的时代。论证我的观点并不难，我们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nbsp; <BR>&nbsp;<BR>第一，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汉唐两朝。我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历史不是建立在假设之上，后人只有嗟叹的份儿）。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乱，但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侵略高丽。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可以讲，秦隋的灭亡正是过度使用武力征服的结果）。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更重要的，是汉唐宋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是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却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而且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顺便说一句，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需要指出的是，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隋文帝曾派大将高熲、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说大获成功）。终隋之世，突厥不为祸。因此，在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专家注意！但恰恰是宋未能建立南北大帝国的关键问题之一，但或许是宋最终成功避免短命王朝的关键之一。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周世宗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nbsp; <BR>&nbsp;<BR>&nbsp;<BR>第二，为什么北方民族要不断地向南方迁移？他们又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文明方式？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迁徙，多少是气候变异的结果。因气候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加剧了中国北部及中亚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这使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广大游牧民族生存空间大为压缩，他们可选择的放牧空间也在不断退化。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迁徙是一种选择，改变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北方诸多民族从游牧生活转化农业文明，可能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这两种选择对于刚成立的大宋帝国可不是什么好事。自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这些自然条件都决定了南方适合农业生产和建立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的民族国家。正是南方的这种特性，除了洪水泛滥对人类构成较大的威胁外，南方的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具体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这种迁徙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进行。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有教养的富人不幸和莽汉为邻，在争斗时只有老拳相向的时代，实际上可选择的方式并不多。宋朝所处环境就是这样。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今天，当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我们也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两宋时代。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两宋的灭亡，只是蛮族战胜先进文明的又一例证。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先进文明往往占据了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域，而蛮族则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生存空间恶化是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大抵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这一点，可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首都开封的主要交通工具竟然是牛车）。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在这种情况看，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BR>&nbsp;<BR>第三，为什么我不推崇明代？单纯从统治的疆域上，明代是远远超过宋代，但作为一个历史，并不单纯以疆域作为判断的标准，甚至不能算是主要标准。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都被认为是东西方历史的最重要时代。因为东西方的主要政治、文化、哲学等源头都来自于这一时期。在研究西方史时，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然而，宋代文化随着宋的灭亡而灭亡。&nbsp; <BR>&nbsp;<BR>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明朝的皇帝是这样昏庸，那么，为什么明朝还能统治二百多年，而且治理的疆域比宋代大得多？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蒙古人在横扫天下过程中，完全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这种高压、野蛮的政策同样也激起各民族、各国家的强烈反抗。反抗的强烈反过来又激起蒙古人更残酷的镇压。由于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本来，自唐宋以来，在中国北方生活相当多的规模不等的少数民族，他们有的建立了国家，有的还处于游牧状态，经过蒙古人的征战之后，这些民族大多不见了。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土木堡事变正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也是一个昏君加太监的典型案例）。众所周知，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正因为蒙古人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界统治了欧亚大陆大片地区，造成了蒙古人的势力过于分散，同时，为了争夺汗位，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进行不断的相互倾扎。这种状况极大地削弱了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地的统治地位。力量过于分散，后期蒙古统治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使蒙古人渐渐地失去了支配世界和庞大帝国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我们不要过分地美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业绩，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运动。印度、俄罗斯、阿拉伯、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也都在那个时期的前后恢复了民族政权。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这也是明朝比较容易地在驱逐蒙古人的同时，较好地解决国家的边防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时，经历了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和暴政后，本民族恢复了治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算是如沐春风。一般而言，百姓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已经心满意足。明代绝大多数皇帝的无为和无能，对于普通百姓未必是坏事，有些时候，一个皇帝过于有为，反倒会把百姓整得很惨。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但是，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常。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吴三桂和洪承畴（崇祯皇帝为其主办过国葬）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在南明诸帝中，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之手。特别是吴三桂，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政府对永历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nbsp; <BR>&nbsp;<BR>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蒙古人这一喜好，刺激了戏曲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毕竟一批失业的书生，终于找到养家糊口的营生。这或许是中华文明不幸中的一幸。大量落魄文人流入坊间，极大地提高元曲的艺术水平，也提高元曲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坦率地讲，这只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意外收获，但绝不是他们有意经营的结果。据说伯颜的母亲就非常喜欢听戏并达到痴迷的程度。）毕竟蒙古人是野蛮民族，消化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已经让他们很吃力，让他们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肇因于明初两位皇帝的残暴，又是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明太祖不施仁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公开不宣布实行仁政的皇帝（汉宣帝为第一人），他还试图把孟子从孔子之旁拉下来，最后在很多儒生的死命反对下，达成了删改孟子的协议，结果被删了八十多条。最终酿成了中国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专制王朝。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的开拓者。诛杀文臣领袖宋廉，腰斩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编修官高启（截为八段）；成祖诛杀江南文人领袖方孝孺并灭其十族，连其主要谋士姚广孝都叹从此绝了读书人的种子（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由于朱元璋、朱棣就没有开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气给打没了。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张居正，也是在和太监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到了明末，大学士成了九千岁的干儿子。全国各地大建阉人的生祠，人间天堂的杭州，在孔庙和岳庙之间，竟盖起阉人的生祠。斯文至此，夫复何言！文人的堕落，就是亡国。东林党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太监党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文人领袖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让所有人感叹不已。一个朝代，留给后代记忆里的爱国者竟是两个妓女，实在耐人寻味。文人无骨，就是国家没有脊梁。政治高压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沉沦。文人或沉没在官方的八股之中，不能自拔；或故作清高、风流。所谓风流才子，多出在明朝。当欧洲在经历蒙古侵略之后开始文艺复兴时，明朝却没有将中国的文化推向新高。　　&nbsp; <BR>&nbsp;<BR>当蒙古衰落之际，边患不是社稷安危的主要问题，这在中国主要朝代是少有的事（唐尚有突厥之患）。如果这个时候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是完全可能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也就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文化开始超越中国。文化的落后将是一切落后的渊源。而明朝正是这个落后的始作蛹者。&nbsp; <BR>&nbsp;<BR>&nbsp;<BR>第四，为什么不能一味地美化满清？现在国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满清热。连主流媒体也在凑热闹。史家甚至将康乾盛世和文景、贞观之治并称中国历史三大盛世。有些学者甚至将康乾盛世列为第一！我不知道这是按照什么标准。据本人的理解，所谓盛世，是文治武功皆优于其它时期而出类拔萃。以此而论，康乾盛世不能列为第一，能否排在第三，尚有疑问。为什么？中华文明自秦汉以降，一直至宋均为世界先进。即使到了明朝，与欧洲相比，也是互有长短，总体上先进。只是到了康熙朝以后，才整体上落后于欧洲。十七世纪，是工业革命的前夕。欧洲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死在明朝的红衣大将军之下（明军购自葡萄牙的火炮），清军及清朝皇帝应该知道这洋枪洋炮的利害。西洋人的历法当时也比中国的传统历法要准确，利玛竇（明朝请来的）及后来的汤若望都长期在宫廷供奉。据有关挺康派声称，康熙对数学、天文、英语等无所不精。如果对西方文化，尤其对西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秀才举子，他们因对西方的无知而对西方妄自菲薄，或可理解。照理，以康熙这样天纵英明之人，又对西方的文明知之颇深，应该发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即使互有长短，也要取长补短。如果在康熙时代开始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学习，东西方的文化差距可能就没有了，或者，至少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差距，毕竟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责任做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可惜，康熙晚年驱逐传教士，他的儿子雍正式闭关锁国，采取严格的行政措施将中国与世界隔离起来。当俄国的彼得大帝采取野蛮手段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却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开始自闭、自恋，进而自宫，从此没落，直到今日，我们还不能清晰地看到何时有中华文明复兴的一天。如果明朝对西方心存藐视，还可以认为当时西方文明的优势还没有尽显出来，情有可原。清朝自己关上大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则是难辞其咎。中华文明的优势断送在康乾盛世之中，这种历史责任使这种盛世的质量打了很大的折扣。有些人会讲，你怎么老是讲文化，怎么不谈康乾盛世中国的版图发展了多少。怎比宋朝要大得多。文化的没落，是一切没落的开始，也是一切没落的根源。如果要讲版图，那盛世第一应该非元世祖莫属。摊子再大，守不住，有什么用。晚清时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是脑后有一根猪尾巴。&nbsp; <BR>&nbsp;<BR>自康熙时代始，屡兴文字狱，严重打打击汉族文人的创造性与文化个性，使明末清初一度活跃的文化反思运动完全冷却。实际上，清朝最有价值的人文思想，恰恰是由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黄宗羲等明朝遗老在遭遇国破家亡之际，探讨故国覆亡原因的醒世之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然而，这些孤臣遗老之后，清朝再没有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文人的思想，行动均受到极大地制约，文人为了避祸，回避现实，使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产生不是文化繁荣的象征，恰恰是文化堕落和衰败的征兆。从此整个文化迅速地、全面地庸俗化。明朝使文人无骨，清朝使文人既无胆又无骨。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没有了，中华人文那种特有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盲从和奴性。这种奴性，直到仍然束缚了大多数中国文人的思想与性格。&nbsp; <BR>&nbsp; <BR>&nbsp;第五，我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政治生态的朝代；宋朝是我国文化巅峰的时代；宋朝的外交现状与外交政策对今天的政府及民众有着借鉴的意义。&nbsp; <BR>&nbsp;<BR>首先，我不赞成现在很多人言必称汉唐，或者大清、大明。更不赞成要恢复大汉或大唐。客观地讲，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不强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个大的弱国。今天，我们会自然地将中国纳入整个国际来考量，为什么我们不将宋朝也纳入它那个时代的国际环境来考量呢？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时，中国的边境上已经存在几个实力比我们强的国家：日本、苏联和美国，还有一个实力稍弱但也不容忽视的印度。这和宋朝立国时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吗？维持边界安宁，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是当务之急的事。以夷制夷，利用其它国家的相互矛盾牵制、制约主要敌对国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现在都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国策。恢复汉唐，现在还言之过早，甚至不可能。我们有能力击败美国吗？有能力征服日本吗？有能力扫平俄罗斯吗？有能力让印度向我们俯首贴耳吗？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我们连统一一个小小的台湾，还要仰美国人的鼻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当年的强汉盛唐的周边可没有这样的邻居。中国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传统是万邦纳贡，从来没有将邻国当成一个平等的政治对手看待。只有宋朝例外，我们完全从研究宋史中得到启发，又从现实中更好地认识宋代及宋代统治者。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邦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假若我们身处五代乱世，战乱频起，生灵涂炭，政局不稳，人人自危，或可以设身处地，了解和理解宋代政治精英的治国方略。须知身逢乱世，民心所向，民意所归，不是东征西讨，建万世功，立千秋业（始皇始终未明，以至亡国），而是内修政治，外攘夷狄。史家认为“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相甚绝哉！” 他所以能立国，根本原因和五代宗庙更替同出一辙。宋朝能否跳出这个怪圈，关键在于他这个创始者怎么处理身前身后事。实际上，五代各国的开国之君可能都在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所幸的是，太祖采取了以文立国，以武攘夷的国策。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开国功臣的兵权，虽然这可能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开元以来武人乱国的祸源。后世史家往往对此持批评态度，特别是靖康事变之后。平心而论，作为开国之君，享国之长短显然比疆域之大小更为重要。秦隋两朝，疆域很大，两世而终，又有什么好？是始皇、文帝所乐见的吗？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平稳度日要比全球第一大邦更有吸引力。不然，陈胜干吗要造反，隋末各地干吗要起义？当时的形势给宋太祖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要么象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拼命扩大领土，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天下苦秦久矣），结果帝国也被烽烟所淹没；要么和其它五代帝王一样，维持现状，身后再被自己的哥儿们篡了；要么大规模改革，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体制上、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宋太祖选择的是后者。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宋代政治的各项弊端，但是，拿现在的认识来议论古人的是非，如果只是以史为鉴，则无可厚非，如果心有戾气，口出谤言，则有失公允。这就象学了牛顿力学之后，嘲笑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善一样。&nbsp; <BR>&nbsp;<BR>其次，宋代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特别的一个朝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统治方式几乎和现代没有多少区别：它是一个文人政治，政党政治，中央集权政治，农工商贸并重的政治。&nbsp; <BR>&nbsp;<BR>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指挥与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其上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对中央的地方政府）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对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nbsp;&nbsp;<BR>&nbsp;<BR></DIV>]]> 星期四, 16 八月 2007 03:32:52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798263.html 2007-08-16T03:32:52Z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797976.html <![CDATA[ <DIV>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人的性格，好像是个人小事。其实，它是决定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大事。“性格决定命运”，这绝对是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FONT><SPAN lang=EN-US><BR><FONT face=宋体 size=3>&nbsp;&nbsp;&nbsp; </FONT></SPAN><FONT face=宋体 size=3>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这相互依存，环环相扣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惟有精诚合作才可以安身立命，性格的决定作用便日益彰显。积极的性格——诸如认真、勤奋、乐观、沉着、刚强、果敢、大度、慷慨、坦诚、谦逊和热情——无疑是上佳的粘合剂和酵母，能使人更具爱心和进取心，更具魅力和竞争力；消极的性格——诸如懒惰、阴郁、自私、狂妄、狡诈、懦弱、狐疑、狭隘、悭吝和冷酷——则是可怕的隔离带和封闭圈，会使人与幸福生活产生一段难以搭界的距离。人要快乐幸福，就必须终生不懈地追求和保有美好的爱情、牢固的亲情、真诚的友情和成功的事业，而这四大要素，没有一样不仰赖于积极的性格去通力成全。</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性格的奇妙作用，在古往今来的名人故事以及我们的亲身体验中早已屡见不鲜。有位美国记者采访晚年的投资银行一代宗师<SPAN lang=EN-US>J.P</SPAN>摩根，问：<SPAN lang=EN-US>"</SPAN>决定你成功的条件是什么<SPAN lang=EN-US>?"</SPAN>老摩根毫不掩饰地说：<SPAN lang=EN-US>"</SPAN>性格。<SPAN lang=EN-US>"</SPAN>记者又问：<SPAN lang=EN-US>"</SPAN>资本和资金何者更为重要？<SPAN lang=EN-US>"</SPAN>老摩根一语中的答道：<SPAN lang=EN-US>"</SPAN>资本比资金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性格。<SPAN lang=EN-US>"</SPAN>确实，翻开摩根的奋斗史，无论他成功地在欧洲发行美国公债，慧眼识中无名小卒的建议大搞钢铁托拉斯计划，还是力排众议，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推行全国铁路联合，都由于他倔强和敢于创新的性格，如果排除这一条，恐怕有再多的资本也无法开创投资银行这一伟大，而具有开创性的事业。</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再如，<SPAN lang=EN-US>1998</SPAN>年<SPAN lang=EN-US>5</SPAN>月，华盛顿大学<SPAN lang=EN-US>350</SPAN>名学生有幸请来世界巨富沃沦菲特和盖茨演讲，当学生们问道：<SPAN lang=EN-US>"</SPAN>你们怎么变得比上帝还富有？<SPAN lang=EN-US>"</SPAN>这一有趣的问题时，沃沦巴菲特说：<SPAN lang=EN-US>"</SPAN>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原因不在智商。为什么聪明人会做一些阻碍自己发挥全部功效的事情呢？原因在于习惯、性格和脾气。<SPAN lang=EN-US>"</SPAN>盖茨表示赞同。无论是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好比是水泥柱子中的钢筋铁骨，而知识和学问则是浇筑的混凝土。</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性格的种子播撒于广袤的心田，从来都是种花得花，种刺得刺！先前，大家总自觉不自觉地抱有错误的看法，认为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他们的智商要远远高过普通人，可是科学的结论却早已显示出，成功者真正的优势在于情商出众，而性格恰恰就是情商最主体的构成框架。在现代社会当中，一个人若要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命运，就必须数十年如一日地精心塑造良好的性格，提高开放程度，降低负面指数。无数事实证明，这的确是行之有效的成功途径。假如狡诈的人还想在狡诈方面狠下工夫，贪婪的人还想在贪婪方面多耍心计，懒惰的人还想在懒惰方面大玩花活，冷酷的人还想在冷酷方面猛破纪录，就必定事与愿违，走进命运的死胡同。</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生活的矛盾、冲突大部分都源于我们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是否可以改变呢？我认为，可以！虽然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充分说明了修正自我和超越自我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但“难移”并不意味着不可移，关键是解“难”的功夫要深。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间里唯一不变的定律就是‘变’”。只要有心，一个人是可以掌握自己的性格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调整的。性格有意识地调整，理所当然地为自己的人生铲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从而也改变了人生的命运。这说明性格的改造同其它事物一样，“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良好性格的养成在于平日一点一滴持之不懈的积累。你要是不想成为命运手上的牵线木偶，而想成为命运的主人，就该及早痛下决心，尽快完善自己的性格，用积极的性格去战胜种种消极的性格，不断大幅度提升情商指数。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些总是自我感觉良好，不注重个性锻炼的人，那些认定负面性格突出才叫个性鲜明的人，那些以为放浪形骸才是快乐之本的人，命运之神迟早会给他们开出一张数额惊人的罚单。</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也就是说，大礼不辞小让，细节决定成败。想做大事的人很多，但愿意把小事做细的人很少。我们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因此，在重塑性格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改变心浮气躁、浅尝辄止的毛病，提倡注重细节、把小事做细。</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天下大事，必做于细。事实上，简单的招式练到极致就是绝招。上海地铁一号线是由德国人设计的，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直到中国设计师设计的二号线投入运营，才发现其中有那么多的细节被二号线忽略了。结果二号线运营成本远远高于一号线，至今尚未实现收支平衡。可见细节造成的差距是何等之大！忽视细节的代价如同白蚁造成长堤溃决的后果，我们绝对要相信，<SPAN lang=EN-US>1%</SPAN>的错误会带来<SPAN lang=EN-US>100%</SPAN>的失败。宏伟的计划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关键取决于细节的<SPAN lang=EN-US style="COLOR: black"><A href="http://www.baidu.com/baidu?tn=jbh270&amp;word=site:33369.com%20" target=_blank><SPAN lang=EN-US style="COLOR: black; TEXT-DECORATION: none; text-underline: none"><SPAN lang=EN-US>设计</SPAN></SPAN></A></SPAN>与把握，只有进行科学、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才能防患于未然，任何麻痹和对细节的忽视都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那么，细节到底是什么呢？细节的实质是一种做事的态度。看不到细节，或者不把细节当回事的人，对工作缺乏认真的态度，对事情只能是敷衍了事。这种人无法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而只是当作一种不得不受的苦役，因而在工作中缺乏工作热情。他们只能永远做别人分配给他们做的工作，甚至即便这样也不能把事情做好。而考虑到细节、注重细节的人，不仅认真对待工作，将小事做细，而且注重在做事的细节中找到机会，从而使自己走上成功之路。</FONT></P> <P class=MsoNor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ALIGN: left; mso-pagination: widow-orphan; mso-margin-top-alt: auto; mso-margin-bottom-alt: auto; mso-line-height-alt: 2.0pt" align=left><SPAN style="FONT-SIZE: 12pt; 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0pt;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密斯<SPAN lang=EN-US>·</SPAN>凡<SPAN lang=EN-US>·</SPAN>德罗是<SPAN lang=EN-US>20</SPAN>世纪世界四位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在被要求用一句最概括的话来描述他成功的原因时，他只说了五个字<SPAN lang=EN-US>“</SPAN>魔鬼在细节<SPAN lang=EN-US>”</SPAN>。他反复强调的是，不管你的建筑设计方案如何恢弘大气，如果对细节的把握不到位，就不能称之为一件好作品。细节的准确、生动可以成就一件伟大的作品，细节的疏忽会毁坏一个宏伟的规划。<SPAN lang=EN-US><?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SPAN></SPAN></P> <P style="TEXT-INDENT: 18pt; mso-char-indent-count: 1.5;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再如，很多人只看到运动员获得的奖牌和荣誉，而忽略了奖牌和荣誉背后的许多细节。其实，比赛中的每一个动作、教练的每一次指导和每一个小的比分对比赛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男篮的外籍主教练哈里斯在中国队与塞黑对比赛的前夜，当别人都安然入睡后，独自一人去图书馆调了新西兰打败塞黑的比赛录象研究，了解了比赛的细节，掌握了取胜的关键。在第二天的比赛中，哈里斯带领下的中国男篮击败了强大的塞黑男篮，首次进入了奥运会八强。显然，对对手弱点等若干细节的研究能够影响比赛的成败，点滴的积累将成就成功。</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在当今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很多事情往往就输赢在细节之上。一句话、一个字，都可能导致竞争上的失败。一个小的失误、坏毛病都有可能导致一笔业务的失败，甚至给<SPAN lang=EN-US style="COLOR: black"><A href="http://www.baidu.com/baidu?tn=jbh270&amp;word=site:33369.com%20" target=_blank><SPAN lang=EN-US style="COLOR: black; TEXT-DECORATION: none; text-underline: none"><SPAN lang=EN-US>企业</SPAN></SPAN></A></SPAN>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我们大多数的人或多或少犯有大而化之、马马虎虎的毛病，社会上“差不多”先生比比皆是，好像、几乎、似乎、将近、大约、大体、大致、大概等等，成了“差不多”先生的常用词。</FONT></P> <P style="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size=3><FONT face=宋体><SPAN lang=EN-US>&nbsp;&nbsp; </SPAN>都说生于<SPAN lang=EN-US>20</SPAN>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是没有经历过风雨的年轻一代，相对于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多了一分毛糙和浮躁。一心只想做大事，而不愿意或者不屑于做小事。但事实上，正如海尔总裁<?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st1: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张瑞敏">张瑞敏</st1:PersonName>先生说：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所以，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注重细节，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FONT></FONT></P> <P style="TEXT-INDENT: 24pt; mso-char-indent-count: 2.0; mso-line-height-alt: 2.0pt"><FONT face=宋体 size=3>总之，在不断完善自己性格的同时，在具体工作中，对那些平时工作中被忽略的小节、见怪不怪的小事，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要重视性格、重视小事、关注细节，把小事做细、做透，细中见精、小中见大。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FONT></P></DIV>]]> 星期四, 16 八月 2007 02:47:21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797976.html 2007-08-16T02:47:21Z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797813.html <![CDATA[ <DIV>一个人，一件事，一段人生，一份思想，其中有过程有结果……<BR>走过的，失去的那只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回首有酸有甜，曾几何时文字能唤起那久远的记忆……<BR>活着，思想还在，存在的表现形式只有用文字来记录，只有文字是永远多活着的……<BR></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nbsp;</DIV> <DIV>两个人，两件事，两段人生，两份牵挂，其中有欢乐有担忧……<BR>将来的，拥有的都会是人生的精彩梦想，期盼乐中有苦，辣里带甜，生活就该这样五彩斑斓……<BR>醒着，身影依旧，唯一的展现方式只有用照片来保留，只有照片是永远都一目了然的……</DIV> <DIV></DIV>]]> 星期四, 16 八月 2007 02:18:37 GMT http://blog.china.com:80/u/070813/70626/200708/797813.html 2007-08-16T02:18:37Z